近兩年來,中國經濟疫后復蘇進程雖有曲折,總體呈現回升向好態勢,同時也面臨著需求不足的壓力。需求不足不是投資不足,是消費不足。從國際比較看,中國居民實際最終消費占國內生產總值(GDP)比重較全球平均水平低約20個百分點。用購買力平價口徑,和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國家在與中國大體相同發展階段比較,中國的家庭消費、服務消費和最終消費有1/4至1/3差距。所以,現階段中國的消費不足,不是平均水平上的一點偏差,而是一種結構性偏差。
原因是多方面的,包括基本公共服務水平總體偏低且內部差距很大;城市化水平偏低、質量不高;收入分配差距較大,中等收入群體規模偏小;還有國家資產負債表中政府持有資產占全社會凈資產比重較高,資產收益主要用于儲蓄投資等。
對目前的消費不足,不能泛泛而論,要明確重點和痛點:
第一,從消費內容看,主要是服務消費不足,重點是教育、醫療、保障性住房、社保、養老等與基本公共服務相關的發展型消費不足。
第二,從人群上說,城市居民面臨教育、醫療、住房“三座大山”的壓力,但缺口最大的還是農村居民,重點是近三億農民工、近兩億進城農民工。
第三,從體制機制政策看,實質上還是由來已久的城鄉二元結構問題,要通過以人為中心、發展權利平等的城市化和城鄉融合發展為主線的結構性改革找到破題之道。
當前中國經濟面臨諸多問題,包括價格低迷、名義增長低于實際增長、債務負擔重、城市白領階層消費降級、產能過剩等,根源都指向終端需求不足。解決消費比重過低問題,把終端需求提到合理水平,就有了經濟運行的源頭活水,經濟全局才能活躍起來,諸多由于終端需求不足引起的問題就會迎刃而解。這可以說是解決當前需求不足問題的第一性原理,通俗地說,是解決需求不足問題的“牛鼻子”。把刺激政策資金用在這個地方,將會事半功倍。
今年《政府工作報告》把大力提振消費擺在工作任務之首,對解決消費不足問題高度重視。問題是如何才能提振消費。一種思路是著力解決老百姓不想消費、不敢消費、不會消費的問題,如直升機撒錢、補貼消費等,主要通過促銷增加消費。這種辦法短期內是有效的,比如,這個月發錢了、補貼了,消費指標一般是會變得好看的,但下一月怎么辦?不具有可持續性;發錢補貼也會給到億萬富翁手里,這對他們是沒有意義的,精準性不夠;即使到了低收入階層手里,多買幾個面包也是好事,但對他們真正需要解決的教育、醫療、住房、社保等問題則無濟于事。
另一種思路是推進結構性改革,試圖解決一些深層的體制性結構性問題,目標是使消費潛力最大的那部分低收入階層增強消費能力,重點是教育、醫療、保障性住房、社保、養老等發展型服務消費;不是一次性的,要有持續穩定增長的制度安排。這方面要做的事情很多,有兩個重要領域:一是提高以農民工為重點的低收入階層的基本公共服務水平,以此帶動他們的服務消費;二是推動城鄉之間人員、土地、資金等生產要素雙向順暢流動,解放城鄉融合發展中的社會生產力,帶動中國的第二輪城市化浪潮。
總的來說,我們當下面臨的是一個經濟增長方式轉型問題,要由以往的投資和出口為主驅動的經濟,轉向創新和消費為主驅動的經濟。消費結構性偏差的短板是一個很大挑戰,解決好了就能轉化為重要機遇,就能提供或許并不亞于房地產曾經提供過的新增長動能,從而為中國經濟持續穩定地中速增長提供支撐。(本文首發于《清華金融評論》2025年第4期)

劉世錦,中國發展研究基金會副理事長
責任編輯:王燦燦 校對:北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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