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法的學習絕不可能一蹴而就，即便基本功扎實技法熟練底子深厚，若要將諸多新的想法融入創作之中，使其毫無違和感且能立得住，這需要時間的沉淀。我想，從古至今，每一位從事藝術之人都不愿去做一成不變的重復之事，總是期望“自出新意”。清代鄭板橋曾言：“刪繁就簡三秋樹，領異標新二月花。”但往往理想很豐滿現實很骨感，所以，歷史上能載入藝術史冊的藝術家也寥若晨星。

我投身于書法創作研學已多年，依據自身的個性喜好很早就確立了以行草書創作為主的學書路徑。在取法上以“二王”主脈為宗，從魏晉時期的“二王”到唐代的顏真卿、張旭、懷素、孫過庭，宋代的蘇、黃、米、蔡以及元明清的趙松雪、王鐸、傅山、董其昌、八大、何子貞，直至近現代的林散之、白蕉等，均有所涉獵。近些年來創作基調從起初的“二王”帖學書風逐漸向碑帖互融轉變。這種轉變也是試圖不再重復自己的老套路，期望能夠有所“立新”。碑帖互融的書風不是新樣式新命題，但仍有創新發展的空間。在清代、民國直至當代有許多較為成功的實踐者也可參考借鑒學習，例如何子貞、趙之謙、康有為、吳昌碩、于右任、沙孟海、林散之、徐生翁等諸大家。

書法雖是先講繼承再談創新發展，但是直接拿來一味地復制古人，即便摹得再像以至于令人驚嘆，其在藝術上的意義和價值似乎也不大。全盤摹古創作至多作為階段性的技法訓練書寫，不能當作最終的目標。因此我給自己的“立新”定下總體要求，即“不重復自己，不跟風今人，不復制古人，自然出己意”。在破與立中需要不斷地有新元素、新想法的加入，也會摒棄一些過往的慣性書寫。但在此過程中的取舍要把握好一個“度”的問題，就拿碑帖互融來說，在自身原有的帖系書風用筆、結字習慣規律之下，融合幾分碑面碑味才算合適？改得面目全非自然不可取，變得緊跟時風潮流亦不可取。故而想要在繼承中有所新意，既要不斷涌現新的思路，還要拿捏好分寸進行嘗試性書寫，而后糾錯改造。

在書法的“尋道”之旅中，是在僅有的一點空間夾縫中求生存謀發展，有點類似于雜技中的走鋼絲表演，道路狹窄但還得玩出些新花樣，這就需要一些尋新求變的方法和途徑。

針對碑帖融合的學書探索新路徑，近年來，我加強了篆隸書和六朝碑版的研習，也期望能從這些書體中獲取一些新的感悟。長期單一地從事行草書的創作，容易陷入薄滑、輕率、粗野、媚俗的困境。篆隸書作為書法發展的源頭，從字法的角度來說，保留了漢字早期的形態和演變軌跡，許多草書的符號化寫法根源在篆隸。通過對篆隸書的研習，能夠深入了解漢字的演變過程，在行草創作中更精準地運用省略變形之法，從而避免寫錯字；其次，篆隸書的線條大多古樸、厚重、蒼茫且韻味十足，通過研習能夠極大地豐富帖學行草書的線性線質，提升作品古樸的境界和耐看程度。六朝碑版的書法風格多樣，在筆法上更是熔篆、隸、楷于一爐變化無窮，結體或嚴整或奇縱，天馬行空不拘一格，為豐富行草書的筆法提供了更多的變化和可能性。時常玩味碑版，會有蛟龍探海新意迭出之感，是行草風格打破常規開拓創新的無盡寶庫。至于風格的形成么，絕非一朝一夕之功，那真是可遇而不可求之事，這種如同開盲盒般的水到渠成，也是書法作為藝術存在的可貴之處。

之前所談的乃是“字內功”，講得多了往往令人唏噓，那就聊聊書法本體之外的“字外功”吧。

書法藝術的尋新求變不僅局限于書法本體，還可以從一切能夠汲取參考的藝術與生活當中去尋覓一些靈感和經驗，比如詩歌、繪畫、篆刻、音樂、舞蹈、武術、游歷，等等。

于我而言就不得不提及近來關注的美食了。古人以酒促書，王逸少蘭亭雅會“一觴一詠，亦足以暢敘幽情”寫天下第一行書《蘭亭集序》；杜甫《飲中八仙歌》寫張長史“張旭三杯草圣傳，脫帽露頂王公前，揮毫落紙如云煙”；懷素也是“狂來輕世界，醉里得真如”，喝著喝著“顛張醉素”便留在了歷史的長河之中。我不善豪飲，但效仿蘇東坡先生“好吃”也未嘗不可。

大家熟知蘇東坡愛美食，曾用他的獨創法煨制紅燒肉，酥香味美肥而不膩，后世將此命名為“東坡肉”。我追隨其美味，常遐想他的書法風格是否也從品嘗美食中獲得。

黃庭堅曾笑評東坡先生書法是“石壓蛤蟆體”，我倒更傾向于評價其字如所創的“東坡肉”一般有“肉味”，用筆豐腴飽滿有“肉感”，體態偏方排列有“肉型”，墨色晶瑩烏亮有“肉色”，我尊其為“東坡肉體”，如果蘇東坡知道我如此品評他的書法是否也會豁然一笑？

藝術源于生活，也在生活中提煉。談及美食與書法還有更多關聯，比如選菜時首先選擇符合自己口味喜好的，這就如同在書法中選擇適合自己心性的書風路徑一樣，是一種本能的驅使。還有在品嘗過程中那或濃或淡的酸甜苦辣咸，以及對于佐料與火候的把控，也像極了書法中枯濕濃淡、提按頓挫之“品”。倘若出現了融合經典的“創意菜”，那就更值得關注了。此處的比方就如同上文所說書法中的“碑帖融合”之意，不一定都能成功但重在創新嘗試，孰優孰劣就留給諸位方家評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