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是指以土地集體所有為基礎，依法代表成員集體行使所有權，實行家庭承包經營為基礎、統分結合雙層經營體制的區域性經濟組織，是發展壯大新型農村集體經濟和推動鄉村治理的重要主體。近年來，隨著農村土地確權登記頒證、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等加快推進，農村資源資產的產權更加清晰、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成員的資格和權利不斷廓清，農村集體經濟組織在鄉村振興中的作用日益凸顯。各地創新探索發展壯大新型農村集體經濟的模式和路徑，對鞏固社會主義公有制、促進共同富裕發揮了重要作用。

為進一步規范農村集體經濟組織及其運行管理，十四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次會議表決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法》將于今年5月1日起施行。該法進一步明確了農村集體經濟組織的定義、職能定位、成員權利義務、組織機構，以及財產經營管理和收益分配，這意味著我國農村集體經濟組織進入規范化、可持續發展階段。

作為發展新型農村集體經濟的重要主體，農村集體經濟組織充分發揮了貼近農戶、服務綜合、輻射帶動等優勢，但仍面臨資金不足、經營能力不強等問題，需從以下幾方面著力推動實現健康可持續發展：

一是增強自主財力。農村集體經濟組織發展壯大須具備一定的財力，而這往往是其面臨的最大難題。農村政策與改革統計年報數據顯示，截至2023年末，全國農村集體賬面資產總額超9萬億元，但發展不平衡，仍有不少村莊處于負債或“有集體、無經濟”“大集體、小經濟”狀態，發展集體經濟缺少必要資金。為此，不少縣鄉政府鼓勵和引導銀行等金融機構注資村集體，為農村集體經濟發展提供資金支持。例如，廣東省云浮市新興縣探索“政銀企村（戶）”共建模式，通過政府搭建平臺，組織國有資本、社會資本形成投資平臺公司助力農村集體經濟發展。形成良性互動的發展格局，農村集體經濟組織需著力增強自主財力。

二是提升經營管理能力。農村集體經濟組織通常設立理事會，一般由3名至7名單數成員組成，并設理事長一名。作為日常管理與決策的關鍵力量，理事長及理事會成員應具備制定集體經濟發展規劃、安排業務經營計劃、促進集體資產保值增值等方面的能力，如自身不具備上述能力，可考慮聘請專業經營管理人員。但現實中，一些村莊在選拔理事長或村黨支部書記時，面臨選擇面窄、專業人才缺乏等問題，一定程度上制約了農村集體經濟發展。因此，需跳出集體經濟組織來解決發展能力問題。可探索以縣級政府為主體推動相關工作：一方面，通過舉辦培訓班等方式提升理事會成員經營管理能力；另一方面，選派懂農村、善經營、會管理的專業人才到集體經濟組織中任職。從地方實踐來看，通過選派產業村長、金融副村長以及鼓勵和引導集體經濟組織聘任專業的“鄉村CEO”等方式發展集體經濟，取得了較好成效。例如，早在2019年，浙江省杭州市淳安縣下姜村就向全國發出招聘職業經理人的“英雄帖”；今年4月，廣東省佛山市選派67個團隊、89名職業經理人到127個試點村擔任“鄉村CEO”；等等。此外，在多個村組成的片區、鎮域、縣域等更大范圍內統籌協調內嵌在其中的多個集體經濟組織，也有助于緩解單個集體經濟組織發展能力不足的問題。

三是創新激勵機制。隨著對農村集體經濟組織財務行為進一步規范，如何充分調動理事長及理事會成員積極性面臨挑戰。以廣東省茂名市電白區為例，該區探索推行村級集體經濟收益與村（社區）干部獎勵待遇掛鉤機制，2022年核發集體經濟獎勵報酬252萬元，475名村（社區）干部按貢獻大小獲得獎勵，極大地調動了其干事創業的主動性和積極性。建議在縣級層面構建激勵體系，統籌職務晉升、物質獎勵和榮譽激勵，對有貢獻的集體經濟組織負責人給予獎勵支持，為集體經濟發展提供持續動力。

四是保障人才供給。隨著城鎮化和工業化發展，不少農民進城務工，農村人口老齡化、村莊空心化問題突出，對農村集體經濟組織可持續發展帶來一定影響。《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法》對農村集體經濟組織的合并、分立、解散等問題作出相關規定，未來要以積極心態穩妥應對各種挑戰。要順應人口變化趨勢，在更大范圍內發展壯大新型農村集體經濟，因地制宜動態調整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成員資格認定標準，制定政策支持各類人才返鄉助力鄉村振興。為保障人才供給，各地展開積極探索。山西省長治市上黨區白家溝村堅持基層黨建引領，帶領村民發展產業，2024年村級集體經濟總收入突破300萬元。（郜亮亮 中國社會科學院農村發展研究所紀委書記、副所長，本文首發于《經濟日報》）